叶慧妍1312050143

《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人事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分析近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外部文化的态度及造成儒家文化困境的原因。作者认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传统为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导致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近代儒家文化从而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通读本书前，我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产生及各种改革运动的原因仅停留在历史书上的表面讲解，没有想过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通读本书后，我对中国近代史几次改革失败的原因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了解到由于华夏人与其他先进古代文明相对隔绝的特殊条件下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因而产生世界仅有华夏这一单一文明以及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传播的唯一形式的两种文化观念后，便对序言中提到的问题有了些头绪。因为古代华夏人没有意识到同一世界上异质文化也在发展，因而中国与外部的世界关系被简单地划分为“内夏外夷”的关系。该观念亦一直千百年的烙印在人们的思维中，因此形成文化惰性、文化心理定势对后来传统士大夫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时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而把士大夫这种文化心理定势及妄自尊大的精神强化的是清王朝的海禁闭关政策——“正是这种极度的文化封锁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密切结合，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渴望几乎被完全窒息了。一种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气氛弥漫在清代士大夫官绅们中间。清代雍正、乾隆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幼稚荒谬与贫乏愚昧，社会风气的闭塞，几乎达到现在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书中原文）由此可知，要让当时的人们摆脱这种麻木愚钝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惰性转而理解西方文化及对自身各种体制进行学习、改革是异常艰难的。

书中归纳了传统概念思维的三个特点：

一、意会性，即“人们不是通过抽象思维的方法，而是通过对该概念的上下文加以直观地领会的方法，来潜移默化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实际涵义。而且，一旦领悟了该概念的涵义，人们仍然不是经由概括的理论语言来对这一概念加以界说和定义。”

二、模糊性，例如古人在说“气”的时候，其根据蒸汽和烟雾的游移飘忽的状态产生联想来比喻哲理意义上得某种变幻的有理性的运动状态。因为“气”这一哲学术语没有其他约定俗成的内容上的规定，因此人们可以自由地理解或赋予其涵义。

三、板块性，即概念具有不可分割的“板块”性质，板块不能分解为独立的子概念也不能与其他概念综合为新概念。这三个传统概念思维特点令传统士大夫对认识西方事物的途径有深刻影响。因为传统概念中对外邦人或文明比华夏文明发展水平低下的人称“夷狄”，当士大夫把西方人归类为“夷狄”时，便使其失去了对西方人的性状、属性进行辨识和深入理解的可能性。这导致士大夫认知失误。在书中第二章里有说到士大夫评价西学的价值尺度是来自圣学的投影。

朱熹《中庸章句序》，“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加于此哉？”表明“圣人之学”是作为获取价值评价尺度的准则，并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在读到这里之前，我想到《论语·子路》中的一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发出“为什么士大夫这么排斥西学而不是让批判学习西学，把先进有益的精髓融合到中学中？”这样的疑问。原来，是因为士大夫会把不符合圣学的原则的，都视为是不对的。所以根据尧舜孔孟之道，“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于是士大夫把排斥西方现代夷狄视为道义的责任。

作者把中国与日本两个民族对认识西方文化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指出即使是在那个时代思维相对开放点的洋务派所作的主张也只是出于避害反应，目的在于“制夷”，而不是意识到出于社会要前进发展的需要主动向西方学习。如果当时的西方人的社会还没发展到能威胁我国的生存发展，那恐怕当时的社会依旧不会觉醒。而日本明治维新人士福泽氏提出“不应单纯地效仿（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其主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思想而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的一些技术。因此日本迅而有效地从西方吸取了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价值的东西。日本维新派能有效地对西洋文明进行学习，对自己的体制进行改革，也许是与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深，以及乐于追随学习比他们民族文明程度更高的文明的民族性格有关。而我国与西方文明本身十分不同，中国传统士大夫难以从根本上意识到学习西方文明精神的重要性，以国粹派士大夫为主的朝政里，与主流思想不同的洋务派实在举步维艰。

儒家文化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使传统士大夫妄自尊大，因而在列强侵略加深时出现了“西方刺激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反应之间的消极性的循环：民族危机越是深重，中国在军事上越是一败涂地，正统士大夫越是有充分理由从这种”人心浇漓”、”气节卑糜”的现象中坚定了”砥砺与实学”的国粹主义信念。”为了应付心理困境的士大夫，以为寻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出路，实则陷入了更深的文化困境。他们为不承认世界多元文化而找理由催眠自己，如御史吴可读呈交的折奏中称“洋人无异于禽兽，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如强禽兽而行五伦之礼”这种文饰心理令士大夫无处发泄的焦灼感得到疏导。除此之外，当士大夫不愿意面对却又无法回避民族危机带来的挫折感和屈辱感时，用曲解事物的方式，把事物消极的意义转变因为积极的意义，如同治到光绪中期广泛流行的泛教化论。读到此处时，不禁感叹，儒家文化的影响及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人们对是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有多深才会让士大夫在面对西方文 明时一直陷于死循环，思想麻木到民族被西方文明痛击到危机重重仍不肯觉醒，不肯让步？

但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角度去抨击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各种历史条件原因造成他们看待其他文明的狭隘认识。“只要这种文化困境中积淀下来的种种劣根性的国民心理还潜藏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中没有被充分地揭露和予以净化，一个民族就不可能真正彻底地摆脱那些曾经纠缠过它的梦魇和幽灵”（书中原文）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学会分析和反思，避免错误和悲剧重现。在认识到当儒家文化遭遇如此困境时会发生的种种危机，我们在学习儒家文化时则应该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虽然圣人所言的道理对于为人、为学、为政有很大帮助。但其言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并非全然适用于当今社会，亦并非全然是对的。保持对真理的怀疑，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才不会让自己的思想变得麻木。